第二天凌晨，天还没亮，马天野就醒了。他在床上躺了片刻，听着风扇“嘎吱嘎吱”地转着圈，像是在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捏了一把汗。
他起来洗了把冷水脸，穿上昨天那件泛黄的白T恤和一条旧工装裤，然后把手机装进裤袋，顺便揣了一本小册子和一支断了笔帽的黑色圆珠笔。
他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头发因为夜里没干彻底而略显凌乱，胡茬像刚冒头的草，脸颊有点削瘦，却透着一种不知哪来的执拗。
“看起来倒真像个来打工的。”他低声说。
苏静安已经在旅店门口等他。她今天没穿鸭舌帽，而是换了一件颜色更深的衣服，扎了马尾，气质一下子从“调查者”变成了“潜入者”。
“我昨晚想了一夜。”她低声说，“你真的要进去？那家工厂是封闭式的，而且看样子对外人极不友善。”
“不是‘要不要’，是‘现在不进去，以后进不去了’。”他声音平静，像在讲一件不相干的事。
他们提前绕到工厂背后，发现那里有一扇经常被人抽烟打开的小门。昨天下午马天野观察过，那扇门每隔一个小时左右会打开五分钟，工人出来抽烟。
7点03分，小门打开，几个工人鱼贯而出，边抽烟边说着听不懂的爪哇语。他调整了一下背包，假装自己是其中之一，低着头、步伐自然地跟着走进去。
没人拦他。
他混在一队蓝衣工人之间走过简易长廊，空气里混合着焊锡、机油、潮湿木料和浓烈消毒水的气味。墙上的安全提示全是印尼文，没有一个字他能看懂。他手心开始冒汗。
有个年长的工人用眼角瞟了他一眼，皱了下眉。马天野故作镇定地回了一个“早上好”的点头，装作很忙地往某个方向走。
直到他钻进一个看起来没人用的杂物间，才长出一口气。
他打开手机准备拍一张厂房照，刚点开相机，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。他屏住呼吸，迅速把手机塞进袜子里，然后假装在搬扫帚。
门推开，一个戴着帽子的瘦高男人站在门口，眉头紧皱。
“你谁？”他用印尼口音很重的中文问。
马天野一愣，顺口答道：“小张，刚来的。”
“哪个介绍人带进来的？”
“陈哥啊，叫‘老陈’，他让我今天先熟悉一下环境。”
瘦高男眯起眼睛看了他几秒，像在掂量这人靠不靠谱。
“你身份证带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他说让我先进来熟悉一下，资料下午补。”
那人没说话，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，咕哝了一句“现在的新工都这么随便”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马天野等了十秒，确定他真的走远了，才从袜子里重新掏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迅速对厂房内部连拍三张。
随后他又走进通道尽头的另一间小仓库，终于在角落看到了几张破旧上下铺的铁床——每张床都有一床被子和一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装着生活用品和杂物。他迅速扫了一圈，忽然在一张床边看到一只被撕开的行李吊牌，上面写着：
“SU WENHAO / GUANGZHOU-SIN / 2025.06.29”
他心头一震。证据确凿，苏文浩就在这里。
就在他准备拍照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再次靠近。他赶紧往床下钻，压低呼吸。
门被推开，两个人说着印尼语走进来，其中一个在抽烟，另一个正讲电话。
他们似乎是厂里的班组长之类的角色。
“那个新来的中国仔是谁带的？”
“好像是没登记的，我刚才听人说的。现在外头抓得紧，不要随便放人进来。”
“搞清楚点，他要是记者怎么办？”
“笑死，现在还有记者跑这种地方？又不出名。”
两人笑着走了出去。
马天野等了整整五分钟，才小心翼翼地从床下钻出来。他没再多待，顺着原路悄悄离开，趁着小门还开着，混在人群里迅速溜出工厂。
他跑了好一段路才敢停下来。
汗水贴在背上，T恤已经湿透。
他站在一棵棕榈树下，一边喘气，一边从袜子里掏出手机，把照片逐一检查。清晰、完整、可证——他心里竟有点像考完试的轻松。
回到旅馆，他把照片给苏静安看。
她一张张翻着，最后看到那张吊牌的瞬间，眼圈红了，但忍住了眼泪。
“他还活着。”
“应该是。但那种地方，迟早会出事。”马天野说，“你得想办法尽快把他弄出来。”
“你能帮我吗？”
“我不是律师，也不是社工。”
“但你是唯一愿意冒险进工厂的人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
“给我一天时间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记者，曾经在亚庇采访过地下赌场的事，或许他能帮你联系印尼媒体。”
“你要多少酬劳？”
“先不谈这个。”马天野笑了笑，“等你弟出来，我再决定要不要收钱。”
那天晚上，他写下：
“我想写故事，但命运先给我安排了一场不可退场的角色体验。”
窗外是热带雨林的虫鸣，风穿过树梢，像一场悄无声息的试炼。
他知道，这趟流浪的代价开始清单式地出现：责任、风险、道德选择，还有未知的夜。